Martinis教授：这个情况很复杂，不过我可以跟你概述一下。其实，我们的关系紧张好几年了，但大多与硬件团队有关。这要从我们首次提出做量子霸权的设想开始。要解释这种紧张（关系），首先你得知道我个人的研究风格——全神贯注。举例来说，量子霸权，我集中精力做这个实验，不是因为它“可做”，而是因为我觉得它将是里程碑式的而且极富挑战性。我认为应将团队精力聚焦于攻克难题上。我想这对于团队中的个人来说比较困难，因为他们也有自己喜欢做的事要做，更要命的是，我们可能会失败。更哲学的说法是，全神贯注似乎会带来紧张。

注：此时，Martinis教授问我有没有读过Peter Thiel的书——《从零到一》（Zero to One）。Thiel是PayPal和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。他解释称Peter Thiel将人格定义为纯粹的乐观主义者和不那么纯粹的乐观主义者，而Martinis教授认为他自己应该是一个纯粹的乐观主义者。Thiel书中的一段话或许能成为他想法的一个映像：“……一个意志坚定的人，一旦确定一件最值得做的事，就会全身心投入。”我承认我没读完这本书。

Martinis教授：这没什么，总之，他（Peter Thiel）说大部分美国人都是不那么纯粹的乐观主义者。所有人都说，好了，我们可以建造一台量子计算机，但所有人都在做一般性的研究而没有确定的目标。我的想法是，既然想造一台有特定设计的量子计算机，那我们就集中精力做量子霸权实验吧，让它work！（译者注：work这个词我发现很难找到既准确又简洁的翻译，鉴于多数读者应该能很好的理解它，即便不了解英文也能从上下文猜到其表意，因此留在这了，希望评论中有人给我提建议，那真真是不胜感激！）于是，冲突自然就产生了，因为一个纯粹的乐观主义者（在一群不确定乐观主义者中）是很不合群的。就像Peter Thiel在书中指出的那样，多数人不这么干。但我觉得我物理上的成功应归因于这种个性。

PSG：所以您要求团队全力只做量子霸权实验造成了这种紧张（关系）？

Martinis教授：我的个性就是全神贯注于某一目标。而团队却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。一旦实现了量子霸权，我们就不需要如此贯注了，大家自然想要更多的自主性。

另外，团队的几个带头人都是从UCSB过来的，他们想离开导师创建属于自己的团队，想独立，都是很自然的事情。Hartmut也看出了这点，而他比我乐观得多。鉴于所有的紧张关系，他们（硬件团队）和管理层认为我不再那么适合领导项目。决定让项目中的另外三位成员作为共同领导者而我充当顾问的角色。

Martinis教授：一开始我难以接受这样的安排，但显然大家都希望如此。我们继续协同工作，我努力适应了九个月。在这九个月中我很高产，我发明了一种扩展量子比特数的方法并且解决了一些连线技术。虽然我一直在做好本职工作，但对项目未来五到十年的走向有自己个人的想法。在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之后，我发觉现在的工作方式并不适合我，特别是我这种纯粹乐观派的个性。谷歌不再适合我了。现在事情进展顺利，团队可以自行找到明确要做的事情（而不需要我），他们很聪明，足以应对接下来的工作。而我可以选择在其他事情上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。这样说你能理解吧？

PSG：是的，我完全理解。当时争夺团队控制权是什么原因呢？有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还是仅仅只是因为团队需要更多的自由？

Martinis教授：好，我给你详细说一件去年发生的事作为例子。当时对我来说非常的难。

要把一个量子比特系统连起来，以可扩展的、成本敏感的方式来实现是至为重要的。我想得很远，在这方面开发了一些新技术。我对此感到非常的自豪，因为解决方案从某种程度上讲富有技巧，而你必须非常细致地思考如何构建整个系统。连线问题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搞定，但其实做起来是非常微妙的。有一位没有任何实验经验的理论学家，认为他比我更懂得怎么连线更好。我们进行了讨论，然后我说：看，这样行不通，您不应该这么做。但他不接受，固执己见。